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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迁中的乡土中国:负面被“标题党”无限扩大

时间:2016-02-18 10:23来源:中国青年报

  “新型农民”王泉林承包的土地。刘成良/摄

  上海奉贤区庄行镇的农村。刘成良/摄
  核心提示
  “一到过年农村就出新闻”。今年春节,“上海姑娘”点燃了网上舆论的一把火。也许“上海姑娘逃饭”是虚假的,但“上海姑娘”所逃离的村庄却是现实存在的。于是,一场有关城乡差距、乡土沦陷与希望的争论沸反盈天。
  在一些网络帖子中,乡土中国的负面被“标题党”无限扩大。今天,本报刊登一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4名博士生的观察文章,让我们看到一幅更加真实、复杂多元的乡土中国变迁图景。
  不知从何时起,乡愁成为了一种文体,春节前后总能在社交网络中看到各种思乡怀亲的文字。故乡是最能撩拨起游子心弦的那弯明月,尤其是长大后,离家越远,越能感受到那份思念。
  乡愁文字,大都出自返乡的游子。返乡过程中,城乡对比的差距更能激起他们的感慨。虽然国家在经历着快速的城镇化,但在很大程度上,乡土社会依然是很多在外漂泊者的故乡。思乡怀亲,如果少了泥土芬芳,就缺少了凛冽的厚味,无论如何谈起乡愁,总是没有味道。
  作为农村社会研究者,我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奔走在他人的故乡,奔走在变迁中的乡土中国大地,从南到北,从东到西,对于乡土社会,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。
  在乡愁的故事中,不能仅仅有回乡的游子,也要有我们这些故乡的他者。
  追寻着调研的足迹,我选择了过去一年中几个调查地的小故事,有的是村民奋斗的故事,有的是农民进城中家庭的发展轨迹,也有的是琐碎的家庭生活。这些仅仅是各地农民生活的片段,组合在一起却是一幅乡土社会变迁的图景。这些故事或喜或悲,都真切地发生在乡土大地上。
  新型农民王泉林
  “现在我每年差不多忙半年、出去玩半年。我喜欢旅游,去年我去了香港、澳门和越南,本来还想去泰国,有点事情就回来了,只能今年忙完再去了。”湖北沙洋县的种田大户王泉林这样说。
  虽然王泉林现在的日子过得很潇洒,谁能想到他家在5年前还是贫困户,只是近两三年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  王泉林以前在外打工修理摩托车,妻子在家种田。两人育有一女,日子虽然并不富裕,也算小康之家。然而,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发展轨迹——王泉林的妻子得了尿毒症。王泉林要回家照顾妻子,无法继续在外面打工赚钱,家庭经济状况越来越糟。
  不得已,王泉林只能回到家,一边种田,一边照顾妻子。
  2010年,他流转了20多亩耕地,希望通过增加种植面积来增加收入。除此之外,王泉林还购置了一台小型收割机、在网上买了一台二手的东方红旋耕机,除了自家使用,也给其他农户提供农机服务赚钱。后来,王泉林总共耕种60多亩土地。
  2012年,妻子因病去世,家里就剩下他和在外打工的女儿,以及一大堆债务。
  究竟是继续在家种田,还是到外面打工?王泉林面临着选择。
  考虑到自己的年龄,王泉林觉得在农村还是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。他又流转了80多亩土地,将经营面积扩大到150亩左右。与此同时,他还购置了齐全的农机:2013年花6万多元新买了一台收割机(之前已换过两台);2014年花三四万元买了一台高频插秧机(之前用手扶插秧机每天最多能插十多亩,现在每天最少能作业三四十亩);花3000多元买了一台收谷机,只要推着收谷机从晾晒的谷子上走过,就可以将谷子装进袋子。
  在农业生产中,王泉林感到了极大的乐趣:“现在开着插秧机插秧,就像打游戏一样,非常过瘾。”从耕田、播种,到打药、浇水,再到收割、晾晒,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在田里劳动。2014年,他的纯收入有10多万元。当年秋天,收割好水稻、种上油菜之后,王泉林就开始了自己的旅行。
  对于现在的生活,他觉得很充实、很满意。因为经营得好,王泉林建立起了信誉度,周围很多外出务工的人都会找到他流转土地,“老百姓既不想卖房,也不想卖田,让别人种着,不撂荒就行”。因为经营的规模大了,购买农资时王泉林也有了谈判的能力,“现在肥料、种子都是别人送上门,找我的农资商像竞标一样。”
  像王泉林这样的农民并非个别现象,仅他所在的村民小组,还有4个种田大户。
  2000年以来,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,村里的年轻人少了,村庄的活力也不如以前,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村没有了发展的空间。以往是因为务工机会的稀缺造成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乡村,如今全国劳动力市场形成后,农民可以自由地在城乡之间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。与此同时,村庄里的发展空间也随着劳动力大量向外转移而逐步显现。王泉林能够在村庄中获得发展机会,不正是因为村里大量人口外出务工吗?
  更关键的是,没有政府和资本等外力的干预,农村自发的土地流转形成了一个相对合理的市场价格,这就让留在村里的农民有了扩大农业生产的机会,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土地自发流转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(甚至更高)的收入。像王泉林这样无法外出务工的人也因此能够获得摆脱贫困的机会。
  安徽农民在上海:逐梦者,抑或漂泊者?
  之前从未到过上海,因此对上海的农村充满了想象。上海的繁华让人觉得那里的农村应该比中西部的县城要好很多,但到了那里才发现,即使在上海,也有很多破败的乡村。
  不过,与中西部破败的农村不同,上海农村的破败大都是因为那里的原住农民都已经进城,农村不过是大多数上海农民儿时的记忆。上海破败的农村隐藏着许多外地农民的梦想——他们背井离乡,在上海农村的一隅,寻找家庭发展的希望。
  在上海农村的奋斗者中,来自安徽的农民最多,因此在上海郊区随处可见安徽特色的餐馆。除了来上海务工,还有相当大的群体在这里务农,以至于产生了与“农民工”一词相对的“农民农”的概念。
  他们大都是夫妻或举家来到上海郊区的农村种粮或种菜。有的人实现了在这个城市户籍的转变,但是大多数人都是在漂泊几十年后回到故乡。
  李新雨的家庭就是众多漂泊的家庭之一。
  李新雨是安徽临泉人,今年39岁。1994年,他大学毕业后到上海跟随父母打拼。当时李新雨的爷爷奶奶、父母和姐姐一家人经亲戚介绍,开始在上海闵行区马桥镇一个村以每亩600元的价格租了30多亩地种蔬菜,一家人住在村里提供的免费仓库,一年忙到头,没有雇工,每亩地纯收益2000多元。过了两三年,村里土地被征收,一家人就搬到了另外一个村,在那里又租20多亩地种菜。后来发现煤球生意比较好,就向村里租了两亩地,投资了三四万元开了煤球厂,专门给小摊小贩供应煤球。煤球厂差不多做了有10年。后来,李新雨的弟弟高中毕业后从老家到上海一起打拼。
  2008年,煤球厂不做了,李新雨家里已经攒下了二三百万元,他们又借了100多万元,向村里租了15亩土地建仓库做物流生意。仓库面积有7000多平方米,当时和村里的协议是仓库15年之后归村里所有,到期后享有优先使用权,做物流生意每年差不多能够净赚四五十万元。  
  2011年,仓库所占土地也被征用。因为手续不全,仓库被定性为违章建筑,李新雨家总共得到了700多万元的拆迁赔款——如果按照正式厂房来赔款,赔偿数目则在1000万元以上。
  赔偿款在家庭内分了之后,父母回老家养老,剩下李新雨和弟弟在上海继续打拼。弟弟拿到赔偿款后到青浦区做物流生意,每年收入四五十万元,还在那边买了房子。李新雨也带着自己那部分钱到奉贤区南桥镇继续做物流和代理生意,现在每个月的收入两万多元。但李新雨还在不断寻找新的投资机会,想重新找一个地方种菜。
  李新雨已经在上海打拼了20多年,有了自己的事业,和同时出来的老乡相比,他和弟弟基本上算是成功者。尽管如此,李新雨仍然觉得自己是个农民,他觉得自己仍然游离于上海这座城市之外:“变成上海人,何止困难,简直比登天还难”。
  李新雨2001年结婚,娶的是老家的媳妇,婚后生了3个小孩,两个大的是儿子,大的13岁,小的11岁,最小的女儿才3岁。孩子们原本跟着他和妻子在上海生活,但到了儿子读初中的时候,妻子带着孩子回到老家县城去念书——因为小孩无法在上海读高中,也无法参加高考。一家人只能分居两地。
  李新雨始终没有在上海买房。房价便宜的时候,家庭财富都投入到了生意中,后来房价高了,就更没有机会买房了。
  李新雨觉得自己现在非常矛盾:因为超生,他无法取得上海户籍,也没有在上海买房,现在一家人分居两地,他在上海找不到归属感;另一方面,李新雨已经不适应家乡的生活,他觉得家乡的发展环境不好,回去之后无所适从,权衡之下只能留在上海继续打拼。
  李新雨的家庭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外地农民在上海的奋斗史。从他们家庭进城奋斗的历程来看,有3个典型特征:一是全家奋斗模式,全家人为了生活一起打拼,父母、爷爷奶奶是家庭奋斗的坚实后盾,而子女是家庭奋斗的真正希望,因为只有他们才是最有可能在这个城市扎根的人;二是多种经营模式,种菜、开煤球厂、搞仓储物流等,他们一直在尝试抓住市场的机遇,并不固守单一的经营模式,在多种经营中完成家庭财富积累;三是财富积累的不稳定性,由于家庭奋斗和城市发展嵌入的太过紧密,以至于城市发展的每一个微小变动,对他们都有较为深刻的影响,在城市发展征地的过程中,他们不断迁移,没能在哪个地方稳稳站住脚跟,最终家庭投资最大的产业因为征地而不得不重头再来。
  四川崇州的苦婆婆
  在四川崇州调研的时候,我曾在田间看到一位中年妇女在撒化肥。因为要问路,我就站在那里与她寒暄了几句,不曾想到几句简单的问话却引出了阿庆嫂家曲折复杂的故事。
  阿庆嫂今年50多岁,丈夫在两年前就去世了,她现在和开出租车的儿子、“儿媳妇”及孙子、孙女生活在一起。阿庆嫂是从四川德阳的山区嫁过来的,很能吃苦,丈夫是个老实人,但不够勤快,家里家外主要靠她一个人张罗,闲暇之余,她就到乡镇跑三轮车赚钱补贴家用。生活的艰辛已让阿庆嫂满头白发。
  儿子今年30多岁,离过一次婚,和现在的“媳妇”在一起生活了好几年,但是一直没有领结婚证。阿庆嫂很少向外人诉说自己的家庭琐事,只是偶尔会找一个和她一起跑三轮的妇女诉说。说起自己做婆婆的命运,她时而紧蹙眉头苦笑,时而欲言又止,时而又忍不住骂上几句儿子不争气、“儿媳妇”太懒。说到伤心处,她老泪纵横。
  儿子的第一任媳妇是阿庆嫂娘家的亲戚介绍的。阿庆嫂觉得自己是山区人,很能吃苦,儿媳妇自然也不会太差。
  婚后,儿媳妇的各种坏习惯都暴露出来,不仅懒惰、不干活,还天天出去打牌。只要儿子在外面赚了点钱,一回到家,就会被儿媳妇“大扫荡”,如果儿子钱赚得少了,则会引起儿媳妇的不满:“还是个男人吗,挣这点钱,连家都养不起……”
  就这样,家里的矛盾日积月累。
  如果阿庆嫂和儿子劝说几句,女方就开始闹着要离婚,最后阿庆嫂的儿子实在忍无可忍,心意已决地要和她离婚时,女方又闷不作声。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了两年,两人终究还是离婚了,两个人生育的儿子归男方养。
  母亲主导的第一次婚姻失败,儿子的心底对母亲滋生了抱怨,阿庆嫂心里有愧,也不敢再对儿子的婚姻有所干涉。
  阿庆嫂的儿子在崇州市跑出租车,经人介绍,他和现在的“媳妇”阿芳认识了。
  阿芳有过一次婚姻,她把女儿一起带过来,此后阿庆嫂家里就更加“热闹”了。
  阿芳不像前儿媳那样天天外出打牌,恰恰相反,她天天在家里看电视。“除了电视机,在电脑上也看电视,拿着手机、平板电脑,还是看电视……”阿庆嫂一提起来就显得一脸无奈。
  于是阿庆嫂每天的工作也就变得更加忙碌了,每天早上做好饭,照顾孙子、“孙女”吃饭,骑着三轮车送他们去上学,之后就在乡镇里跑三轮车接送客人赚钱,中午把孩子接回家,做饭、洗衣服,下午再继续工作。但是“儿媳妇”对这些不管不问,只管自己“享清福”。阿庆嫂觉得这些都可以忍了,但是“儿媳妇”竟然还有意无意地嫌弃婆婆吃得太多了,每每总是怪声怪气地说:“钱没挣多少,饭量倒是见长了,怨不得这个家穷。”这让阿庆嫂非常气愤。
  阿庆嫂一遍遍地感概:“现在社会颠倒了,社会对人的影响真大啊,老的是小的,小的是老的。”
  阿庆嫂想远远地离开这个家,但她放不下孙子,也心疼儿子,这种家庭关系束缚着她,也折磨着她,想解脱谈何容易。无奈的时候,阿庆嫂偶尔会对人诉说:“我现在还年轻,出去打工的话,随便一天都可以赚个100元,自己生活得自在,又何必在家里受他们的气,要不是挂念着我的孙孙,早就离开了,管他们生活得怎么样!”
(责任编辑:永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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