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三千年前的诗歌，至今仍能引起人们强烈共鸣，在于其质纯朴实的语言，激越昂扬的情感，洋溢着震撼人心的英雄力量
　　2020年春天，“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”这首古老的诗句，成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，最温暖人心、最鼓舞斗志的力量之一。一批来自日本的捐赠物资，写着这样的诗句鼓舞中国人民，伊朗外长也在推特上用这句诗声援中国。更不必说各地救援物资、八方驰援人员奔赴湖北时，常以这样的诗句相互激励。
　　这句今天读来依然美好的诗句出自《诗经·秦风·无衣》，是我国最古老的民间歌谣之一。全诗是：“岂曰无衣？与子同袍。王于兴师，修我戈矛。与子同仇！岂曰无衣？与子同泽。王于兴师，修我矛戟。与子偕作！岂曰无衣？与子同裳。王于兴师，修我甲兵。与子偕行！”
　　今天看来，在三百多篇《诗经》中，这一首的字面意义相对容易理解，大概是说：谁说没有衣裳穿？有我与你共战袍。天子发兵去打仗，整理戈矛，拿起兵器，我们一同上战场。然后重要的事情说三遍，重章叠句，酣畅淋漓。
　　读者不禁心生疑惑，这是要去打仗啊，是出征前的战歌啊，却为何要说“无衣”？为何要“与子同袍”，还要同穿内衣（泽）？
　　按照《毛诗序》的解释，《无衣》是一首讽谏用兵的诗：“秦人刺其君好攻战，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焉。”为《诗经》做注解的大儒毛亨、郑玄、孔颖达们，对这一“刺用兵”的说法做了进一步的疏笺注解，使其成为正统和权威。
　　《毛诗注疏》中是这么解释的：古时候朋友之间关系密切，就相互说，“我岂曰子无衣呼？我冀欲与子同袍”。以示双方同甘共苦、患难与共的情意。君王与百姓的关系也是这样，君王若能“与民同欲”，同心同德，百姓自然愿为明君上战场，“乐致其死”。而君王平时不与百姓“同欲”，临战时才话“与子同袍”，这不是“同欲”而是“同怨”，所以百姓就要诘责。
　　有大儒盖棺，这种讽刺、讽谏之说长期占据主流。直到宋代，又出了一位大儒，看到了“刺”说的牵强，于是做出新解。这就是朱熹，他在《诗集传》中，用历史的观念，分析了《无衣》产生的背景：“秦俗强悍，乐于战斗，故其人平居而相谓曰：岂以子无衣，而与子同袍乎？盖以王于兴师，则将修我戈矛，而与子同仇也。”
　　照朱熹看来，“秦人之俗，尚气概，先勇力，忘生轻死”。诗中所写，不是百姓的讽刺与诘问，恰是将士“欢爱之心，足以相死如此”的豪情，是对秦人“强毅果敢”的褒扬。后人称其为“美”说，并大有追捧者。清代吴闿生认为，朱熹之说胜于旧说，诗中所透露的豪气，“英壮迈往，非唐人《出塞》诸诗所能及”。
　　《诗经·国风》收录的是各地民间歌谣。两三千年前，每一个地方、每一“国”都有自己的民风民俗，所谓“百里而异习，千里而殊俗”。《诗经》十五国风，反映出一定的地域文化特色，比如孔子说“郑声淫”，就是“郑风”的特色。“秦风”十首，地域色彩也很显著。
　　秦国的地盘，最早在今天甘肃南部至陕西中部一带，从地缘上看，处在商周王朝与西戎之间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记载，秦的祖先是颛顼帝的后代。大禹治水，伯益辅佐有功，受到舜帝的奖赏，又为舜帝驯养鸟兽，很有成效，于是有了封土，赐姓嬴氏。伯益的后人非子为周孝王养马于汧渭之间，马大蕃息，于是孝王分封土地，让他成为附庸国，延续了嬴氏的祀统，号称秦嬴。
　　周厉王无道，西戎反王室。周宣王即位，命非子的曾孙秦仲为大夫，诛西戎，结果被西戎杀了。周宣王又召秦仲的五个儿子，再伐西戎，一举击破。于是将封地复予秦仲后人，封为西垂大夫。至周幽王烽火戏诸侯，被西戎中的犬戎所杀，周平王被迫东迁洛阳，秦襄公率兵护送，平王封襄公为诸侯，并将被西戎侵夺的岐、丰之地，封于秦，让他们去收复。
　　从这一段久远的历史，可见秦是在与彪悍的西戎作持久的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。秦人修习战备，高上勇力，鞍马骑射，慷慨矫健，反映在当地的民歌中，自有一种苍凉豪迈的基调在其中。所以《汉书》中说：“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，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焉。”
　　汉唐儒家疏注《无衣》，以为刺的是秦康公好战。郑玄笺曰，“以此刺康公不与民同欲”。秦康公平常之时，岂肯言“汝百姓无衣乎？吾与子同袍”，而其在位十一年，与晋、楚之间战事不断，战则借口王命兴师。所以，百姓诘责讥刺秦康公不能恤民饥寒，救其困乏，“故假同袍以为辞耳”，而并非百姓真的指望国君与之共袍。
　　这个逻辑显然有些牵强，也不符合诗之语境。反复吟诵，诗中怎么也不见诘责讥刺的语气。倒是铿锵有力的语调，反复咏唱的节奏，自然而然显露出一种慷慨激昂的气势。所以清代方玉润《诗经原始》眉批：“起极矫健。”晚清陈继揆《读风臆补》：“开口便有吞吐六国之气，其笔锋凌厉，亦正如岳将军直捣黄龙。”
　　“开口便有吞吐六国之气”，当然是后人的附会。但是“同袍”“同泽”“同裳”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同甘苦、共患难的深厚情谊，“同仇”“偕作”“偕行”所展现的那种同仇敌忾、共赴国难的满腔豪情，确实跃然纸上。
　　古时候的衣物服饰是很复杂的，所以历来各家对“同袍”“同泽”“同裳”的注解不尽相同。按照这首诗的语序，我倾向于这样的解释：“袍”是外衣、战袍；“泽”是内衣、汗衣，长袍之内上身穿的贴身之衣；“裳”是裤子，古人讲“上衣下裳”，裳是在长袍之内的下身衣物。
　　从外到里，从上到下，即使是最私密的衣物，也可以与子共享，可见关系是何等密切。春秋早期的秦国，还是一个弱小的附庸国，地处周之西陲，频遭西戎侵扰，可以想见百姓生活贫弱艰难，常有衣不蔽体、食不果腹之憾。一句“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”，自然充满了激励鼓动的力量。
　　秦人受周王之封，为周之附庸，其攻伐西戎、征战列国的战事，自然以“王命”而动。所以“王于兴师”，是他们普遍认同的共同使命。清末王先谦说：“西戎杀幽王，是于周室诸侯为不共戴天之仇，秦民敌王所忾，故曰‘同仇’也。”只是越往后，周王室越孱弱，“王命”渐渐不过是战争的借口。
　　于是我们可见一幅秦人军民磨刀擦枪、舞戈挥戟、整装列兵的激昂场景，在“与子同袍”的鼓动之下，军士们“与子同仇”“与子偕作”“与子偕行”的口号声振林越。
　　“与子同仇”的意思，有解释为共同的敌人与仇恨，也有解释为“同匹”，即共用战马的意思。从诗三章的递进关系来看，我觉得应是前者。“同仇”意在激发起军民同仇敌忾的情绪，“偕作”是一起操练，“偕行”则是一同出征，有了“同仇”，方有“偕作”“偕行”、共赴前线拼死杀敌的决心。
　　也有一些学者认为，《无衣》是秦王为楚人申包胥所作。《左传》中记载，楚人伍子胥父兄为平王所杀，出逃吴国，相佐吴王攻楚，大破郢都。楚臣申包胥到秦国求援，秦哀公没答应。申包胥靠着庭墙大哭，日夜不绝声，勺饮不入口，整整七天，秦哀公大为感动，“为之赋《无衣》，九顿首而坐，秦师乃出”。
　　从时间上看，申包胥乞秦师是鲁定公四年（公元前506年）的事，正是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，秦哀公赋《无衣》被孔子收入《诗经》的可能性也是有的，但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却不好说。文史大家金性尧先生认为，此诗当是早期的秦国军歌，意气颇为激昂，秦哀公既然答应申包胥出师援楚，便以此诗来慰答包胥。我以为此说更为贴切。
　　无论是哪代君王时期创作，也无论是为哪种目的出征，抛开历史上附着在《诗经》上的教化意义，我们仅从诗之文本、文气上去读去悟，两三千年前的诗歌，至今仍能引起人们强烈共鸣，在于其质纯朴实的语言，激越昂扬的情感，洋溢着震撼人心的英雄力量。
　　面对共同的敌人，遭遇共同的危难，人们总是可以激发出激昂慷慨、同仇敌忾的斗志。一种全新的病毒，一场威胁广泛的疫情，这是人类共同的敌人。关键时刻，人类必须团结一致，全球同呼吸、共命运，展现共同的决心，才能战胜共同的敌人。
　　正如各国人民对中国疫情的关心关注，中国也高度关注关心全球疫情，用我们一手的抗疫经验和大量的医疗物资，为世界人民抗击疫情做出贡献。在送往意大利的捐赠物资上，写着：“我们是同海之浪，同树之叶，同园之花。”
　　古罗马的哲言，与古老中国的诗句，蕴含着同样的力量！（皮曙初）